在过去的一年里，学校生活在发生一些改变，但也遇到一些困惑和障碍。

一、教师拒绝创造

    教师们频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人知道新课程的课究竟应该怎样上”。教师的培训者尽可能为教师提供“通识讲座”和“学科专题讲座”，提供了“课堂教学案例”，甚至有“课堂教学的现场观摩”，有些教师在培训期间还获得了培训者提供的“课堂教学录像”。

    但是，老师回到学校回到自己的课堂之后，还是不知道如何展开一堂新课程的教学。培训专家或教研室的建议是“解放教师”、“把自由创造的权利还给教师”，但是，对中小学教师来说，“自由创造”是一种几乎无法承受的重负。

    老师们的期望是：出版社除了提供教材，是否可以提供每节课的教学录像？如果教学录像的成本太高，教育杂志是否可以发表每节课的“教学实录”？

    在专家们看来，中小学教师的这个要求令人忧伤和不满。专家们的理由是：课堂教学是流动的、不可复制的、不可模仿的，教师应该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某些教学录像或以文字的形态发表出来的教学案例至多只能作为教师的参照，不可以也不可能完全抄袭和模仿。

    在中小学教师看来，创造是美好的，但教师的日常教学更多地显示为重复、传递，教师繁重的教学任务使教师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思考和创造。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出版社或民间机构组织优秀的教师团队，为每节课提供教案、现场教学并制作成相应的教学录像。如果教师不愿意创造，他可以模仿他人的教案和实际的教学过程；如果教师不愿意模仿，他可以自由发挥和自由创造。

    创造是个人的事情，不能强迫；创造的基本途径之一是原型启发，而不必凭空想象。

    我们是否可以想象：选择多个“基地学校”或“样本学校”，让这些学校联合设计系列课堂教学的教案，这些教学设计尽可能体现“新课程”的基本理念，然后为每节课制作相应的教学录像，然后以VCD或DVD的形式供其他学校的教师选择。

    这种想象自然会招致一些“违背教学规律”的骂名，但在小范围内，也不妨一试。 

    二、家长的期望将改变中国教育

    学校教育从来就没有失去家长的影响。当教师用自己的方式展开自己的教学时，教师遇到的责问可能来自官方的评价者，也可能来自社区的学生家长。

    随着教师专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似乎越来越小，至少，家长在专业化的教师面前不会轻易指手画脚。

    但是，无论学校教育如何擂建多高的围墙，无论教师已经具备多高的专业化水平，家长从来就不愿意放弃他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是否有一种可能，学校教育与其想方设法抵消家长的影响，不如将家长的教育期望转化为学校内部的教育资源？

    问题是：当家长的期望出现严重偏差时，谁愿意与家长交流、沟通？当教师大规模地获得有关“新课程”的培训时，谁来为家长提供相关的解释和劝说？

    当孩子成长顺利的时候，家长不会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担心，可是，当孩子成长迟缓或不合主流教育制度的时候，家长就会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感到忧虑。当家长把孩子交给了学校之后而学校无法让孩子“跟上进度”的时，家长会为之感到惶恐不安。他们希望获得关于“怎样教育孩子”和“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做家长”的解释。

    谁来为家长提供这些解释？传统的家长学校能够为家长提供足够的解释吗？

    我们是否可以想象：让“家长培训”成为一种风尚？当学校和政府不能为家长提供免费的“家长培训”时，是否可以借助民间的机构为家长提供培训的资源和相关的帮助？ 

    三、教育界是否需要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

    当整个教育界依然以牺牲一代又一代的身体为代价去换取儿童的考试成绩的时候，当教育界依然以取消一代又一代的独立人格为代价去追求天真无邪的知识学习的时候，“启蒙”问题就重新摆到所有中国教师、学生和家长面前。

    当年，胡适和陈独秀等人为了推行科学和民主的“启蒙”运动，他们遇到了群众无法阅读和不愿阅读的难题。为了化解这道难题，他们举起了“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大旗。

    新课程提倡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当新课程重新提出让孩子过一种有独立人格的新生活时，这种改革是否会遇到类似胡适等人当年遇到的难题？

或者说，如果新课程所倡导的理念不能大规模地影响教师、学生和家长，那么，新课程所倡导的这些带有“新启蒙”意义的理念是否应当借助于新的传播形式？如果“文艺复兴”是启蒙的基本前提，那么，教育界究竟可以借助于何种形式的“新文艺”使新课程的理念深入人心，而不是被人闲谈和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