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沛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快速进击并迅速建立伪政权“以华治华”，中共出兵华北、华中地区并建立起了敌后根据地，中国出现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中共领导根据地和日伪控制沦陷区三种政权并立的局面；为防止经济与文化资敌，国民政府出资并倡导工厂、高校自迁大西南诸省，形成了中国社会与经济重心西移的景观；日本侵华打断了中国社台近代化进程，但西南诸省却在厂校西迁和抗战救国的建设中，形成了近代化工业的最初形态。
[关键词]抗日战争，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社会变动
[中圈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5)09—0020—06
Commentary on the Social Changing characteristic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1937—1945
Abstract：Whe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1937—1945 broke out,the Japanese Army,quickly built the illegal regime to govern China by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rched the army to the Noth and Central China and built base areas behind enemy lines. Thus，the condition appeared in China that three kinds of regimes，the KMT-controlled areas，bases areas behind enemy lines，and areas occupied by Japan，existed con-currently. For the sake of preventing economic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being utilized by the enemy，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vided funds and proposed that the works and colleges moved inland to the southeast of China. The prospect of the social center and economical center moving west formed in China. Although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terrupte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the initial condition of modern industry formed in the southeast of China during the works and colleges moving west and the construction for the war against Japan and saving our country. 
Key Words：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KMT-Controlled Areas，Base Areas behind Enemy Lines，Areas Controlled by Japan，Social Change
1937年7月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波及到中国东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域，近四亿人卷入战火，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也使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具体研究，较多侧重于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区域；对于国统区的社会变迁，多涉及具体产业及西部诸省近代化进程；对于沦陷区社会变迁的描述，多侧重日伪残酷统治与经济掠夺；从中层角度整体把握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变迁若干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少。然而，这一相关研究，对于进一步把握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变动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政权控制区域一分为三
1937年7月，随着抗战全面展开及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行政控制区域急剧缩小，1938年初，国民政府尚保对鲁、冀、浙、苏等省部分地区、豫、鄂、湘、赣、徽、两广及西南、西北诸省的行政控制权；但在l938年底，经过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日军在付出了伤亡45万人、军费支出近一百亿日元的代价后，相继占领了鲁、冀、苏、豫、鄂、徽、赣、粤等省大部或局部地区。国民政府一退武汉，再退重庆，实际控制区只有经济欠发达、财政较贫穷的西南、西北诸省，财政收入、工业资源等均大幅减少，抗战面临着严重危机。
自1938年底始，四百余万国民革命军与二白余万日伪军，在300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进入了胶着状态。双方互有攻守，曾爆发过南昌、枣宜、桂南、豫南、三次长沙会战、浙赣、常德等重大战役，如日军于1944年中发动的豫湘桂战役，曾占领大片国统区土地，但整个控制区域在形态上变动不大至1945年时，国统区约有416万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37.5％，有城市1020个，占总数的51％。而全国未沦陷区(包括陕甘宁边区和外蒙古地区)总面积约为75.4％[1](p.2371)。
战前，西南、西北诸省均在地方势力的实控下，如桂系势力专擅广西，龙云掌控云南，马氏家族“私属”青海、甘肃等地，盛世才在新疆的拥权自重等，都令国民政府无奈。抗战时期，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以“抗战建国”为号召，以强大军事力量为依靠，致力于战时行政与经济体制的确立，建立起完整的省市县三级党政双轨管理体制，强化对西南、西北诸省的行政管理，也加强了西南、西北诸省与中部省份的联系与交流。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红军控制的陕甘宁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直属国民政府领导，辖有23个县，人口约一百五十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在华北、华中展开游击战，积极扩展根据地。自1938年起，八路军在华北区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以及山东等大块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新四军在华中区域建立起了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根据地，成为插入日本华中派遣军腹部的一把尖刀；两大区域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在五千万人以上[2](p.240)。1941年初，晋察冀根据地拥有北岳、冀中、冀东三个区、93个县、约一千五百万人的华北最大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拥有冀南行署和太行、太岳两区、辖有97个县，晋绥根据地也辖有38个县。1940年8月后，山东根据地拥有胶东、鲁中、鲁西等7个区、80个县[3](pp.337～351)。华北各根据地区域涉及七省，东西长2200公里．南北长1800公里[4]。新四军则将华中根据地扩展为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皖边、淮海、苏北、皖南、苏南等区。至1944年，除陕甘宁边区外，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共19块，总面积为85.8万平方公里，占整个沦陷区面积的31％；人口约一亿，占全国人口的36.6％[1](p.2371)。
中共在各根据地实际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起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号召，以“三三”制为政权的基本形态，限制中共党员的参政数量，保持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比例及发言权；以村民公开选举的方式产生村、乡级政权，相应建立起来的各级参议会，旨在监督权力。各根据地民众因抗日的热情而激昂，因具有政治参与的效能感而振奋，因得益于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惠而归心，中国共产党由此不断壮大为一支最得民心的强大政治力量。
随着战争进程的日益深入，南下或北上的日军迅速进击，借助于其建立的伪政权，沦陷区面积日益扩大。日军不仅建立起伪满洲国，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热河省和蒙古地区一部分，东部及中部诸省相继沦陷，加上自甲午战争后占领的台湾省，这一区域约占当时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拥有中国主要的海关、沿海城市、粮食和棉花产区、文化及教育机构、铁路、公路及水运航道和对外港口等、主要的资源如华北区域的煤、铁、盐及其他地区的矿产资源。
为保证沦陷区及军事供应线的稳定，日本逐渐形成“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政策体系，试图通过“分治合作”的原则，在占领区建立亲日政权，为对华战略服务，同时减轻日军维持地方治安的负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相关成果主要有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祁建民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察绥地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智勇才《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就出版社1995年版），唐正芒等著《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张广宇的《抗战时期后方地区大中型企业的兴起与发展》（《去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李云峰、曹敏的《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3期），江沛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的社会变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2期），张同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1期）等相关论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七事变后，日军即在北平、天津等地扶持伪治安维持会。此后，日军在蒙疆地区相继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和伪蒙古军政府。1938年11月，日军在蒙疆地区合组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由德王出任主席。1938年3月28日，以梁鸿志、温宗尧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12月，以汤尔和、王克敏、董康为首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在北平成立。
1938年12月，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逃。此后，汪精卫与日本达成一系列协定：政治上承认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地区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军事上承认日军具有在中国驻扎军队、维持治安权；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5](pp.825～839)。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组建，北平的伪临时政府及南京的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汪伪政权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的伪政权，辖区约为苏、浙、徽、赣、鲁、晋、豫、冀、粤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实际控制区仅限于南京、上海两市及江浙皖等省的部分地区，华北诸者实际掌握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及以其为依托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中。至1945年，日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包括东北在内)总面积27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4.6％，其中占有城市933个，占总数的47％[1](p.2371)。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