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统一的规模越来越大
　　夏、商时的统一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西周则扩展至长江以南。秦“东至海，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汉通西域。唐朝周边进一步扩大，“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陁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代虽享国不足百年，却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统一，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范围北至贝加尔湖；西南地区的西藏、云南皆正式列入中国版图；又在澎湖设巡检司，以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的统辖。明、清两代，基本上继承了元代的规模，尤其是清王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稳固更是做出了杰出贡献，其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
　　（三）统一的程度越来越坚实
　　中国早期王朝夏、商、周的统一主要表现在形式上，而非王朝的直接统治上。以西周为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行的是王权领导下的封国自治制，只要各封国共尊周天子为“共主”，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周天子并不对各封国进行实质性的统治。这种统一形式十分适宜于当时各封国生产力较为低下和各地区联系较为稀疏的历史条件，有利于各封国因地制宜地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封国之间的交流与竞争。然而，一旦各封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也必然会走向大国争霸的分裂割据。秦统一后，总结春秋战国以来探索和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初步经验，确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全国推行统一的“郡县制度”，使皇权和中央的统治力通过郡县乡里和什伍组织落实到每一个编户齐民身上。又修驰道、凿灵渠、统一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通过各方面的制度把全国各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后，历代又在这一基础上对如何巩固统一做了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上多所发展和创造，如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王国实行“推恩令”和“附益之法”；隋唐开凿运河；元代创立行省制度，并在全国建立起空前庞大而完备的驿传和急递制度等。同时，为保证中央政令的畅通和国家的巩固统一．逐渐形成了健全的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制度。
　　另外，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管理力度也在不断加强，并趋于多元化。例如两汉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唐朝在这一地区同时设立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在许多边疆地区还设立了都督府和羁縻州县。元朝开始对边疆地区进行直接统治，在北部和东北设立行省，并在中央机构内专门设立处理吐蕃事务的宣政院。到了明清两代，逐渐形成了完备的、适合各民族特点的制度体系，对边疆地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有效统治。如明代在实行完备的土司制度的同时，适时进行“改土归流”；清代一方面继承明代“改土归流”政策，另一方面，又根据各边疆地区的特点，在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伊犁、乌里雅苏台等处设立将军，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在西宁设办事大臣，管辖该地区的事务；在中央则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蒙、藏和回部事务。清末又适时设立了新疆、台湾等省。这种“因俗而治”、多种制度并立的措施，无疑更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古人云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说法至今仍有广泛影响，但通过上述对中国历史上分合演进过程的分析，可知这种“循环论”的表述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加坚实、稳固。
　　（四）统一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历代之所以能够在每次大分裂之后实现新的大统一，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最好的体现。春秋时期，这一观念得到不断强化，即《汉书?王阳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成为推动这一时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强大思想动力，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秦国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其终于变成现实。西汉立于一尊的儒家思想更是主张“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此而后的两千余年虽历经多次改朝换代，但这一观念始终以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将中国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追求和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不论是统治者，还是广大普通民众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群雄并立，但各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诸葛亮倡导“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秦苻坚渴求“平一六舍”等。又如南宋诗人陆游临终前仍念念不忘恢复中原，写下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感人诗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一统”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文明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来”。
　　二、分裂的代价与统一的意义
　　毫无疑问，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都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但相形之下，统一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而分裂往往带给历史更多的是消极影响。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说过：“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一）分裂的代价
　　虽然在某些分裂时期，往往会形成多处政治中心或经济中心，产生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出现如春秋战国那样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像南北朝那样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然而，所有这些，都是用十分惨重的代价换来得。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分裂就意味着天下太乱、兵连祸接、百姓涂炭。每一次分裂，都伴随着激烈、残酷的战争和冲突，特别在分裂的初期，往往是以百姓流离失所、牺牲大量生命和损失无数财产为代价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曾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
　　其二，有时，分裂割据固然为思想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有利条件，但至少在秦汉以后，每一次分裂割据也往往对思想学术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摧残，如隋代牛弘就曾把秦、新莽末、东汉末、晋末和南朝梁术图书典籍所遭受的五次毁灭性破坏称为“书之五厄”。事实上，在烽火遍地、战祸连年的情况下，学者的生存都成问题，发展学术就可想而知了。像蒙古、满族等游牧或落后民族进入中原的初期，攻城掠地犹恐不及，也是不可能顾及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的。
　　其三，分裂时期虽然也不排除对峙政权之间和平交流的可能，但总体而言，分裂则更多的表现为阻隔和对抗，不仅成为不同地区间彼此交流的巨大障碍、而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失去了统一状态下各地彼此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谐发展的有利条件。
　　分裂的消极影响不止上述几点。应该说，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域，分裂的消极影响是类似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因此，目前我们之所以竭力谋求国家的统一，结束分裂局面，也是因为分裂局面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
　　（二）统一的意义
　　统一对于社会进步的巨大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主要表现在：
　　其一，统一局面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重要保障。在中国历史上，盛世局面往往出现在统一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明代的“仁宣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
　　其二，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有利于不同发展程度的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和交融，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其三，统一时期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边疆开发活动。比如在中国历史上修筑的万里长城、开凿的大运河以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许多文化遗迹。而且，统一时期可以组织人力开发边疆，如秦朝时，北方人不断南迁，江南、岭南得到开发；元明清三代，大量人口迁往边疆地区，西南、西北、东南诸地得到了开发，尤其是1860年清朝开放东北，大量的内地人外迁东北，开发东北，最后建立广袤的东北三省等等，这都是统一的好处。
　　其四，统一国家利于文化建设的繁荣。如大型图书的编纂，唐修“八史”，宋有“四大类书”，明有“大全”系列、《永乐大典》，清有《四库全书》，等等。再如文学方面，中国文学的华美乐章也往往出现在统一王朝，形成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高峰，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文化建设和繁荣局面多集中在统一王朝。
　　最后，统一国家能为赈济灾荒、抵御外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等等。
　　当然，统一也有它不利的一面，例如统一的政权，往往控制学术思想的自由。像秦时的“焚书坑儒”、汉代的儒学独宗、明清的文字狱、明代的八股取士等，即是如此。但是，昔日的历史表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因此，我们对统一行动及统一时期的消极方面的批判并不否定统一本身的意义，而对分裂社会中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也绝不意味着对分裂本身的赞颂。
　　总之，统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贡献颇大，正如前辈史家白寿彝所言：“纵观世界历史，古国文明源远者未必流长；中国文明源远而流长，这是极为难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渊源深远，那末只有在前进的流程中得到足够的川流的汇注，才有可能越来越宽阔、丰富，形成不竭的长流。中国文明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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